陆庆祥被夹在两个警员中间，低着头，彻底没了平日里的嚣张，他心里很清楚，以前别人怕他是因为他哥有权有势，现在全没了。

“朱局，我哥他……”

“一会让你们见一面。”

“谢谢。”

朱武睁开眼睛，刚刚眯了一小会，困意反而变得更浓，他点儿了一根烟，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如果好好做人，何必走上这条绝路。”

“可惜没有卖后悔药的，我也后悔，没用啊！”

陆庆祥哭丧着脸，被抓以后开门，知道后悔了，平时嚣张跋扈，为所欲为......

陆庆霖瘫在石缝口的碎石堆上，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似的喘息。冷汗混着溪水、血水和泥浆，在他脸上结成一道道黑褐色的沟壑。左臂软塌塌地垂着，肩关节处传来一阵阵钻心的钝痛——刚才硬挤进石缝时，骨头怕是错位了。他不敢动，连抬手擦一把眼睛都不敢，生怕一动就牵扯到肋骨，那几下踹得他现在每吸一口气都带着铁锈味。

天光已经大亮，山雾散尽，远处哨所屋顶的红漆在晨光里刺眼地闪了一下。他眯起眼，盯着那抹红色看了足足十秒，忽然咧开嘴笑了，笑得肩膀直抖，牵得伤口一阵抽搐。真他妈讽刺，他当县委书记那会儿，每月都要去那座哨所慰问边防官兵，亲手把装着茶叶和奶粉的慰问包递到战士们手里，照片登过《凌平日报》头版，标题是《心系边关情暖兵心》。那时候他站在哨所二楼平台讲话，脚下踩的是锃亮的水磨石地砖，话筒里传出的声音浑厚沉稳，台下二十多个兵齐刷刷敬礼，军帽下的眼神干净又热切。谁能想到，三年后，他像条野狗一样趴在离哨所不到八百米的乱石堆里，等着边防巡逻队把他拎回去蹲号子？

可他不能等。

老K他们只是暂时撤了，不是放弃了。边防哨所的哨音一响，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说明这伙人对边境线上的布防门儿清——要么早有内应，要么干过不止一回这种勾当。他们躲得掉，自己却躲不掉。只要边防发现他，身份一核对，立刻就是 handcuffs 和押解车。凌平市纪委专案组还在等他回去“说明情况”，而那份签字画押的认罪书，正躺在省纪委办案点的保险柜里，只等他本人按下手印，就成铁证。

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右手死死抠进石缝边缘的青苔里，指甲翻裂，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必须赶在老K重新摸回来之前离开这个鬼地方。往哪走？往北是凌平市方向，朱武的抓捕组肯定撒开了网；往南是边境线，等于自投罗网；往西是荒山，信号全无，连手机都没法用；唯独东面……他抬头望向东南方，两座山脊夹出一道狭窄的谷口，谷口尽头，隐约可见几缕灰白炊烟袅袅升起。

那是三河乡。

他记得地图上标着这个地名，一个藏在滇桂交界褶皱里的苗寨，行政上划归凌平市下辖，但实际由省民委直管，二十年前修通了一条砂石路，去年才铺上柏油。最关键的是——三河乡卫生所，归凌平市卫健委代管，而卫生所现任所长，叫周文海。

周文海是他当年在凌平市委党校当常务副校长时带过的第一届中青班学员，土生土长的苗族汉子，憨厚得近乎木讷，当年写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基层医疗资源下沉的现实困境》，陆庆霖亲自批了“见解深刻，务实可行”八个字，还推荐给市委内刊刊发。后来周文海调任三河乡卫生所，逢年过节从不忘给他寄一罐自家熏的腊肉、一包火塘烤的苞谷酒。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春节，周文海拎着酒和腊肉来家里，局促地搓着手，说卫生所想申请一笔设备更新经费，能不能请陆书记“把把关”。他当时正为城投公司那个烂尾项目焦头烂额，随口说了句“你先报上来，我让财政局优先看看”，便再没过问。周文海临走时在玄关站了很久，欲言又止，最后只重重鞠了个躬，把那瓶酒放在鞋柜上，酒瓶底下压着一张纸条：“陆书记，卫生所X光机坏了三个月，孩子拍片要跑四十公里。”

陆庆霖当时没看那张纸条，随手扔进了碎纸机。

此刻，那张纸条却像烧红的铁片，烫在他的记忆里。

他撑着石头站起来，右腿一软，差点跪倒。他咬住下唇，硬生生把膝盖顶直，拖着那条几乎废掉的左臂，一步一滑地往东南方向挪。山势渐缓，灌木稀疏起来，露出底下赭红色的泥土。他不敢走大路，专挑荆棘丛生的坡坎往下蹭，锋利的茅草叶在他脖颈上割开细密的血口，他恍若未觉。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周文海……周文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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