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认出他？会不会报警？会不会……念着旧情，给他一条活路？

不可能。他苦笑。自己是什么人？是把周文海亲手送进中青班的人，也是把凌平市财政局账本篡改三次、让三河乡卫生所设备更新款永远躺在“待审批”栏里的人。权力这东西，用的时候是金玉满堂，倒下来时，砸碎的都是别人的骨头。

他爬过一道土坡，视野豁然开阔。三河乡到了。

寨子依山而建，吊脚楼层层叠叠，青瓦覆顶，木柱黝黑发亮。一条青石板路从寨口蜿蜒而上，路旁晾着靛蓝染的苗家土布，在晨风里轻轻摆动。空气里飘着柴火熏腊肉的焦香、新蒸糯米饭的甜气，还有若有若无的药香——卫生所就在寨子最高处，一栋刷着淡绿色油漆的二层小楼，楼顶插着一面褪色的红旗，旗杆上绑着几根输液管，随风轻晃。

陆庆霖躲在寨口一棵百年古榕的气根后面，心脏擂鼓般撞击着胸腔。他不敢贸然露面。他掏出裤兜里唯一剩下的东西——一块被溪水泡得发胀的压缩饼干，掰下一小角含在舌下。甜腻的麦香在嘴里化开，竟让他眼眶一热。多少年没尝过这种粗粝的甜味了？自从坐上县委书记的位置，他吃的每一块饼干都由办公室主任亲自拆封、验毒，再用银碟子端到他面前。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慢慢从气根后挪出来，佝偻着背，把脸上糊的泥浆又抹厚一层，撕下衣襟一角缠住流血的手背，又把散乱的头发抓得更乱些。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逃荒者：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眼神浑浊，只有那双眼睛深处，还烧着一簇幽微却执拗的火苗。

青石板路很安静。偶有背着竹篓的老妇人经过，见他这副模样，只侧身让开，目光扫过他淤青的脸，又迅速移开，仿佛见惯了这般狼狈的过客。他数着脚步，七十二步，到了卫生所门口。玻璃门虚掩着，门楣上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三河乡卫生所。

他抬手，指节在门框上敲了三下。声音很轻，像枯枝折断。

门内传来拖鞋趿拉的声响，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探出头来。约莫四十五六岁，身材敦实，脸庞宽厚，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却异常清亮。他看见陆庆霖，眉头习惯性地蹙起，那是一种长期面对病痛与无奈后形成的、深入骨髓的疲惫与警觉。

“同志，看病？”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陆庆霖没说话，只是抬起右手，缓缓摘下了那顶早已看不出颜色的鸭舌帽。

周文海的目光落在他脸上，停顿了半秒。那半秒里，陆庆霖清晰地看见对方瞳孔猛地一缩，镜片后的清亮瞬间被惊涛骇浪席卷。周文海的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了一下，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白大褂的下摆，指节泛白。

时间仿佛凝固。

陆庆霖看着他，没开口，只是静静站着，像一尊风化的石像。他不需要言语。这张脸，这张被通缉令反复印刷、被电视新闻反复播放的脸，周文海怎么可能不认识？他甚至能想象出对方脑海里正闪过什么：去年春节那瓶酒，鞋柜上的纸条，X光机坏掉的三个月，还有自己那句轻飘飘的“你先报上来”。

周文海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他侧身，让开一条窄窄的门缝，声音压得极低，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进来。”

陆庆霖低头，弯腰，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门在身后无声合拢。

屋内光线昏暗，弥漫着消毒水、陈年中药和一点点霉味混合的气息。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健康宣传画，角落里堆着几箱未拆封的血压计。周文海没开灯，径直走向里间诊室，陆庆霖跟在他身后，脚步虚浮，几乎要撞上他的后背。

诊室门关上，落锁的声音“咔哒”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像一把重锤，砸在陆庆霖紧绷的神经上。

周文海转过身，没看陆庆霖，而是走到窗边，一把拉严了淡蓝色的窗帘。室内彻底陷入昏暗，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勾勒出他宽厚却僵硬的肩线。

“坐。”他指着诊椅，声音冷硬如铁。

陆庆霖没坐，站在原地，像一截即将燃尽的枯木。

周文海终于转过身，目光如刀，第一次真正落在他脸上。那里面没有恐惧，没有谄媚，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令人窒息的悲凉。

“陆书记，”他叫出这个称呼，每个字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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