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二木的父亲烧掉纸条的那晚，东京郊外的老宅里没点灯。烛火在廊下跳了三下，熄了。他枯坐于榻榻米上，膝上摊着一张泛黄的旧地图——不是军用测绘图，而是明治年间横滨港填海造陆前的手绘商埠图，墨线细如蛛丝，却将每一处暗渠、每一条走私栈道都标得清清楚楚。地图右下角压着一枚铜质怀表，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昭和十二年秋，赠吾子二木，愿汝持此观时势，勿执一隅。”落款是“父 伊藤康夫”。

这表，是康夫被勒令退役那日亲手交予儿子的。那时他刚从陆军省监察部调任闲职，表面是体面退养，实则是天皇近卫军秘密调查组出具的“政治不可靠”结论书落了印。那封密档至今锁在东京警视厅地下三层最深的铁柜里，编号B-7342，而钥匙，就在康夫自己腰间皮带夹层中。

伊藤二木不知道父亲还留着这把钥匙。他只知道，当自己派去的人带着纸条回来时，父亲只问了一句：“谢燕来要多少？”

“三百万美元现汇，另加五吨黄金，分两批走马尼拉中转，登船前验货。”

康夫笑了。那笑纹从眼角一直裂到耳根，像刀锋划开干涸的河床。“他倒是学乖了，不直接要日元——现在连央行金库里的纸币都在发霉。”他掀开榻榻米边缘一块松动的竹片，底下露出个油布包。解开三层油纸，是一叠皱巴巴的票据：横滨正金银行1937年签发的无记名本票，面额全部为五十万日元，共八十七张。背面用极细的钢笔写着同一行小字：“购煤船‘扶桑丸’舱位凭证，有效期至昭和二十年冬。”

“扶桑丸”早沉在黄海海底三年了。但这些票据在伦敦清算所仍具法律效力——因当年正金银行为规避国际禁运，在英国注册了一家壳公司“东方贸易信托”，所有对华掠夺所得均经此通道洗转。康夫没说破，只把票据推过去：“拿去。谢燕来若真懂行，该知道这批票子能兑出多少美金。”

伊藤二木指尖一颤。他当然懂。这数字比谢燕来索要的多出整整四倍。可他更清楚，父亲绝不会平白送钱——这是一场交易的定金，也是考题。

果然，康夫起身走向壁龛，取下那幅挂了三十年的《富士雪霁图》。画轴背面贴着张薄如蝉翼的胶片。他撕下胶片，浸入茶碗温水中。清水渐浊，浮起密密麻麻的微缩文字：东京中央银行地下金库B区第七号保险柜的开启序列、守卫换岗时间表、通风管道检修记录，甚至包括每周三凌晨两点十七分，因老式抽风机故障导致的三十七秒红外盲区。

“金库钥匙我早交出去了。”康夫声音沙哑，“但密码，只有我和已故的副行长知道。他死于车祸，车里没找到遗嘱，只有一张烧剩半截的便签——上面写的正是这组数字。”他顿了顿，目光如钉，“谢燕来若真想帮我们走，就该明白，光送人不够。他得替我们把‘棺材本’挖出来。否则……”老人忽然咳嗽起来，手帕上洇开一团暗红，“否则到了星条国，我们喝西北风？还是靠你那些‘剿共战利品’变卖糊口？”

伊藤二木喉结滚动。他忽然想起谢燕来去年在北平私下接见他时说的话：“伊藤君，你们日本人的钱，像海水一样往回流；可我的钱，是从你们骨头缝里榨出来的油。”当时他以为那是恫吓，如今才懂，那是报价单。

三天后，一架涂着星条国海军航空兵标志的C-47运输机降落在长崎临时机场。机腹舱门轰然打开，走下来的不是美军军官，而是六个穿灰布中山装的男人。为首者三十出头，左眉骨有道浅疤，右手小指戴着枚磨损严重的银戒——戒面刻着“忠义”二字，却是民国十九年天津造币厂仿制的劣质货。

伊藤二木在停机坪阴影里看清那人面容时，浑身血液几乎凝固。

是陈砚舟。

谢燕来麾下行动队副队长，亲手在太原活埋过三百名伪晋绥军军官的“灰狼”。此人三年前在华北失踪，日军情报部门认定其已被宪兵队击毙，尸体焚毁于石家庄火葬场。可眼前这人走路时右膝微跛——正是当年被日军迫击炮弹片削去半块髌骨留下的旧伤。

陈砚舟没看伊藤二木，径直走向随行的美军少校，两人用流利英语交谈片刻。少校朝伊藤二木点头致意，随即挥手示意机组人员卸货。抬下来的不是行李箱，而是十二口贴着美军后勤标签的铅灰色金属箱。箱体焊缝处隐约可见暗红色锈迹，像是干涸多年的血。

“谢先生说，”陈砚舟终于开口，中文带着浓重的保定腔，“东西验过了。伊藤先生若信得过，今晚十点，箱子里的东西会出现在东京中央银行金库B区第七号保险柜前。若信不过……”他抬手敲了敲其中一口箱子，发出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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