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二木的父亲没有哭，也没有骂，甚至连一声叹息都吝于发出。他坐在老宅西厢房那张乌木雕花的矮榻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靛青薄毯，右手三根手指缓慢捻动一串早已磨得温润如脂的黑檀念珠——那是甲午海战后，他在旅顺口军港缴获的清军副将遗物，珠子内里嵌着极细的铅芯，沉得坠手，二十年来从未离身。

他听完儿子亲信转述的安排，只抬眼望了望窗外。初春的樱枝尚未绽开，枯枝嶙峋地刺向灰蒙蒙的天空，像几把折断的刀。

“告诉二木，”老人声音沙哑，却异常平稳，“船票、护照、登机清单，三日内送至横滨港‘浪花丸’货轮舱底第七号铁箱。箱子我亲自焊死，钥匙不交人，只刻在左臼齿内侧。若他不信，可派牙医来验。”

亲信愕然抬头，喉结滚动，却不敢接话。

老人闭目片刻，再睁眼时瞳仁已浑浊如蒙尘琉璃，却亮得骇人：“你回去告诉他——他以为自己在运人，其实是在运火种。伊藤家不是要逃命，是要换炉灶。炉膛熄了，灰还烫；灰冷了，余温尚可煨三年米酒。叫他别急着烧柴，先存好炭。”

话音落，他忽然抬手，从脖颈内侧扯出一根银链——链坠是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质圆牌，正面阴刻“昭和十三年陆军省特务课密档编号：K-0729”，背面却用极细的金刚钻刻着一行微不可辨的罗马字：**“The fire is not in the stove. It is in the ash.”**

亲信浑身一颤，险些跪倒。这牌子他见过——三年前在华北某处地下审讯室，一名被灌了吐真剂的宪兵队文书曾抖着嘴唇念出过同一行字，三小时后，那人连同整间地下室一起被炸成齑粉。此后再无人提起“K-0729”，档案科卷宗柜里，那一格永远空着。

老人却已不再看他。他伸手，从榻边一只漆器小匣中取出一叠泛黄纸页——是手写账簿，纸页边缘焦黑卷曲，显是曾被火燎过又抢救出来。他翻到其中一页，指腹重重按在一行墨迹未干的数字上：“1943年11月，上海虹口仓库劫掠‘满铁’棉纱七百包，折合军票二百四十万圆。但账面只记一百二十万——另一半，进了谢燕来的‘青松运输公司’保险柜。”

亲信呼吸骤停。这数字他听都没听过。

“你以为谢燕来真信你？”老人嘴角牵起一丝冷笑，像刀锋刮过锈铁，“他早查清了。去年冬，他派人混进东京三菱银行金库押运队，在你们转移‘东洋制钢’账册时，调换了第三十七页。你呈给军部的‘资产清册’，第一页印鉴是真的，第二页起全是影印重造。谢燕来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们自己亲手写下的罪证。”

亲信踉跄后退半步，脊背撞上榆木门框，发出闷响。

老人却忽然笑了，笑声干涩如枯叶摩擦：“很好。这就对了。谢燕来越是看穿我们，越说明他留着我们还有用。狗咬狗才热闹，猫捉耗子才要留爪痕。二木……终究还是太嫩，只想着把父亲当提款机，却不知提款机里装的不是钞票，是引信。”

他合上账簿，缓缓摘下左手小指一枚翡翠扳指——玉色幽绿，内里竟浮着几缕血丝状絮状物，在昏光下微微透亮。“拿去。告诉二木，若谢燕来问起‘浪花丸’舱底第七箱的 contents，就把这扳指给他。他若认得里面的东西，自然明白该何时开箱；若认不得……”

老人顿了顿，将扳指轻轻放回匣中，盖子“咔哒”合拢：“那就让他自己跳进太平洋喂鱼好了。”

亲信双手捧匣而出，指尖冰凉。他不敢回头，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叩击声——老人正用念珠敲打矮榻扶手，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分明，如同倒计时。

三天后，横滨港。

“浪花丸”是一艘改装过的旧式货轮，船身漆皮斑驳，烟囱喷吐着稀薄黑烟。它名义上隶属大阪商船会社，实际所有权早在半年前就通过七层离岸公司转到了星条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名为“棕榈海岸航运”的空壳企业名下。而这家企业的唯一股东，正是谢燕来以化名“约翰·陈”注册的信托基金。

谢燕来没露面。他站在港区对面一座三层红砖小楼的阁楼窗后，手里端着一杯热咖啡，目光平静扫过码头。他穿一件深灰色羊毛西装，领口别着一枚银质樱花胸针——这是伊藤二木三个月前亲手所赠，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敬赠火中取栗者”。

楼下传来脚步声，接着是压低的嗓音：“谢先生，第七号铁箱已按约定移入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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