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确定，办公厅立刻分头对接各单位的对口处室，先电话预沟通，“领导想请王总抽空参加一个国际大豆市场形势的小范围专题座谈，情况偏敏感，人数不多，主要是交换一线情况，不知道王总是否方便？”

人家...

何司夹了一筷子清炒芦笋，用筷子尖轻轻点了点盘沿，语气平缓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景川这孩子，前两天还跟我提起过你。”

王延光微微一怔，随即笑了笑：“陆景川？他现在在劳服公司那边忙得脚不沾地，听说连着三趟跑青县，把那家印刷厂的账本翻出来重算了一遍，连纸张损耗率都列了七张表。”

“可不是嘛。”何司放下筷子，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他跟我说，改制不是改名换章，是改骨头里的筋——职工身份可以留，但经营意识不能惯着；国企牌子可以挂，但成本意识必须立起来。这话我记住了。”他顿了顿，目光沉静地落在王延光脸上，“你们中土特能推得这么顺，不单靠方案细、调研深，关键是人用对了。陆景川敢较真，魏秉国肯扑下身子，吕宗耀手里有尺子也有刀子……班子齐，气才顺。”

王延光没接这话，只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何司自己泡的，龙井，水沸不过三滚，叶沉而舒展，清香里带一丝微涩——像极了眼下这盘棋：看似清亮，实则回甘里压着沉甸甸的未尽之言。

何司却没停：“我让景川去青县，不只是为那家印刷厂。青县劳服公司下属还有个农机修理站，八十年代初建的，老厂房塌了半边墙，设备清单上写着‘东方红-75拖拉机配件加工线’，实际库里只剩三把锈透的扳手。可偏偏它挂着‘中土特技术协作单位’的铜牌，每年从集团技改费里领八千块‘协作服务补贴’。”他忽然一笑，眼角褶子很深，“你说，这种单位，该不该进改制名单？”

王延光放下茶杯，杯底与瓷碟轻磕一声脆响：“该。但得拆开看。”

“哦？”

“农机修理站本身早就不修农机了，去年给县城粮库焊了十二个铁皮粮仓，赚了四千六百块；前年帮化肥厂改造过两台输送带支架，收了三千二。它没活？它一直有活。只是活儿没进账本，钱进了个人腰包——厂长儿子开的五金店，常年‘代购’修理站耗材，发票开的是‘铸铁件’，实际送过去的是废钢筋头。”王延光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我们查账时发现，三年来‘铸铁件’采购总额二十七万，可修理站全部固定资产才十九万。这差额，不是窟窿，是暗渠。”

何司没说话，只是又给自己续了半杯茶。水汽氤氲里，他眼神愈发锐利：“所以呢？”

“所以这次我们没把它塞进带资分流名单。”王延光身体微微前倾，袖口蹭过桌沿，露出一截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我们让它先‘转正’——把所有灰色收入显性化，把私设小金库转成厂办集体企业账户，把厂长儿子的五金店签成定点供应商，价格按市场价七折走，但必须开具正规发票、纳入税务监管。”

何司挑了挑眉：“这是……内部刮骨？”

“是托底。”王延光直视着他，“刮骨疼，但断不了根。要是直接推改制，职工一看账面亏空三十万，立马就炸锅——谁信一个连扳手都生锈的厂子能自负盈亏？可先让他们看见钱从哪来、往哪去，再告诉他们：明年起，每修一台拖拉机，集团按工时付加工费；每焊一个粮仓，按立方米结算劳务款。钱光明正大进账，大家才敢信，自己真能凭手艺吃饭。”

包厢里一时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被风卷起的簌簌声。何司慢慢搅动茶汤，茶叶在杯底打着旋儿：“景川说你做事像熬中药——猛火攻邪不伤正，文火养元不躁进。现在看来，倒真是这样。”他抬眼，“但药材配得再准，也得有人守炉子。青县那个厂长，听说跟县里几位老领导喝过十几年酒？”

“喝了十八年。”王延光答得干脆，“去年腊月二十三，他还在供销社主任家灶王爷像前烧过三炷香。”

何司忽然笑出声，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正好。下周三，工委要开个专题会，主题是‘清理央企基层单位利益输送通道’。我让景川把青县修理站的材料整理好，连同账目原始凭证、五金店供货合同、税票存根，一起报上去。会上不点名，但材料印发给所有参会单位——让那些还在给老关系‘烧香’的人看看，香灰底下埋的到底是菩萨，还是老鼠洞。”

王延光心头微震。这不是通报批评，是公开处决前的验刀仪式。他垂眸看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一道浅浅的旧疤——那是去年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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